1971年炒股配资查询，一封从杭州寄出的信，摆上了毛主席的案头。写信的人，叫冯白驹。
他在海南撑起一面红旗撑了二十三年，却在自己人手里被打倒了十四年。那封信说的只有一件事——他没有反党，请还他清白。
那封信说的只有一件事——我没有反党，请还我清白。
孤岛上的人
1927年，海南的革命快死绝了。
四月，琼崖"四二二"事变。国民党在全岛大开杀戒，领导人杨善集、徐成章一个接一个倒下，党组织被连根拔起，武装力量打散的打散、投降的投降。这块孤悬海外的岛，与大陆之间隔着一道琼州海峡，援兵指望不上，补给断了，一切得靠自己。
就是在这种局面里，中央点了冯白驹的名，让他去重组琼山县委。
那年他二十四岁，入党不满一年。
换别人，大概得掂量掂量。冯白驹没掂量，直接去了。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打仗，而是找人——秘密寻访失联的同志，重建联络网，组织短枪队，一点一点把散掉的组织网络重新织起来。这个选择，后来被很多研究者反复提起，因为它说明了一件事：冯白驹懂得，革命的根基不在枪，在组织，在人心。
1930年，特委书记王文明病逝，冯白驹接任。
这之后的两年，是琼崖革命最暗的时段。国民党发动第二次"围剿"，四千多人分三路压来，红军拼死抵抗，仍然挡不住。1932年，党政机关和红军指战员一百多人撤入母瑞山，准备坚守待援。
然后就是八个月的炼狱。
山里什么都没有。大地当床，树叶当被，野菜充饥，傍山藏身。
敌人的围追堵截没有停过，部队在缩，再缩，再缩。独立师师长和政委相继牺牲，冯白驹的亲弟弟冯玉琛，就死在那片山林里。
八个月后，只有二十四人走出了母瑞山。
能在那种地方撑住不崩，靠的不是什么铁石心肠，是一种把个人悲痛彻底压下去、死死咬住信仰的能力。出山之后，冯白驹没有消沉，带着这二十四个人重新回到琼文地区，拉队伍，建组织，三年后又拉出了七个支队的游击武装。
从近乎归零，重新站起来——这种能力，贯穿了冯白驹一生。
1939年2月，日军入侵海南，舰艇、飞机配合，一天之内占领府城和海口。国民党守备部队撤了。挺身而出的，是冯白驹。
他率抗日独立队在潭口渡口打阻击，80多人对着日军的飞机轰炸顶了整整一天，为百姓撤离争取时间——这一仗，打响了琼崖抗日的第一枪。
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，本来是对头，看完这一仗，主动送来枪弹。你不接受他的番号，他反而敬你三分。在那个年代，实力就是最好的外交语言。
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，琼崖抗日纵队对日伪军作战超过两千两百次，毙伤俘敌五千八百余人，自身发展到七千七百多人，解放区控制全岛面积五分之三。盟军代表在南丰见到琼崖纵队，说出了一句话——"真是历史的奇迹。"
1950年5月，海南全岛解放。此时琼崖纵队已发展至两万五千人。毛主席后来在部署解放海南岛时，点名说了两个有利因素，其中之一就是"有冯白驹的配合"。
周恩来给他的评语是："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。"
建国之后，风向变了
功劳摆在那里，麻烦也跟着来了。
新中国刚成立，广东的治理摆在眼前。这个省太特殊了——华侨多，海外关系密，经济结构和内地完全不同。冯白驹、叶剑英、方方等广东本土干部主政，他们了解民情，推行土改时拿捏得比较稳，尤其在涉及华侨财产的问题上格外谨慎，生怕一刀切把海外资本吓跑了。
这种"稳"，在中央眼里就是"慢"。
1951年底，毛主席在会上批评广东土改"迷失方向"，随即把陶铸调来接手。陶铸在广西剿匪时以雷厉风行著称，到广东后立刻祭出同样的路数，在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集中火力批本土干部，定性叫做"地方保护主义"。
叶剑英，十大元帅之一，在那场会议上只能低头检讨。他说了一句话："一帅无能，累及三军。"叶帅这个级别的人，都只能如此，冯白驹的处境可想而知。
1951年底至1952年，广东先后进行了三十六次大规模"土改整队"，近七千名广东籍干部被处分。
冯白驹被调离军队岗位，转到华南分局统战部，名义上还挂着职，实际上已经越来越靠边站了。
1955年授衔，又是一道坎。
冯白驹当时还兼着海南军区政委，按资历和战功，评个中将甚至上将，够格。但他身份敏感，没有参与授衔。组织给了他三枚一级勋章——八一勋章、独立自由勋章、解放勋章。这个荣誉不低，全国同时拥有三枚一级勋章的，包括十大元帅在内，一共只有五十一人。但就是没有军衔。
荣誉与军衔之间的那道缝，是政治在说话。然后到了1957年，最沉的一击落下来了。
事情的起点，是一封信。省政府秘书长林克泽要调回海南任职，冯白驹奉省委之命做他的工作，林克泽随后写信给冯白驹，推荐了几个海南行署的人选，信末附了一句：古老（古大存）向来关心海南，这封信是否也给他看看。
这封信，冯白驹当时不在广州，由夫人收下转秘书处理。秘书没把信给冯白驹，直接送给了省委有关领导。
陶铸看了这封信，当场认定这是"反党文件"。他的理解是：这帮人在私下合谋，图谋改组海南领导班子，把外来干部排挤出去，要把海南变成"独立王国"。
信被复印，分发给参会的省委委员传阅。
1957年2月的省委扩大会议上，冯白驹准备上台作工业整顿报告，会议第三天，他突然变成了批判对象。没有任何预警，一顶"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"的帽子直接扣下来。一封他从未看过的信，成了给他定罪的"铁证"。
当年12月，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（扩大）会议通过决议：撤销冯白驹省委书记、省委常委、海南军区政委全部职务。
1958年1月，下放三水县。二十三年没有倒的红旗，就这样，被自己人折了。
流放岁月与一封信
离开广东，是1963年的事。
那年冯白驹向中央提出申请，要求调离广东。他在申诉中说得很直白：广东这几年的经济问题，应该由主要负责人承担主要责任。他不认错，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错。
中央同意了调离申请。冯白驹转任浙江省委委员、副省长，分管文教卫生。
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人，去管学校和医院。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——切断他和广东本土力量的联系，让他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慢慢从政治视野里消失。
在浙江的那些年，他不抱怨，认认真真做分管工作。接触过他的浙江干部后来说，这个老人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沉静和倔强。但他始终没有认过那个"反党"的定性，因为他认为那是错的。
文化大革命来了，又是一轮冲击。
林彪、江青集团对他再次发难。这时候的冯白驹，身体已经撑了太多年了——战伤、郁结、岁月，一层叠一层，五脏六腑早就在罢工。
1971年，他七十岁。重病缠身，自知时日不多。
他坐下来，写了那封信。
信寄往中央。内容很简单：他不求官复原职，不求任何补偿，只求一件事——把"反党"的帽子摘掉。他为党打了一辈子仗，到头来顶着"反党分子"的名字，这比任何一颗子弹都更难承受。他不怕死，母瑞山八个月证明了这一点。他怕的是死后棺材板上还钉着那枚耻辱的标签。
那封信，送到了毛主席案头。
这一年是1971年。林彪事件正在发酵，整个政治格局在剧烈震荡。毛主席在重新审视过去十几年的很多人事和决策，需要拉拢一批被冷落的老干部来稳定局面。冯白驹的信在这个节骨眼上送达，碰上了一个历史的缝隙。
毛主席看到信的那天，正好要接见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。他看似不经意问了一句：你负责广州军区，知道广东出了什么人物没？
丁盛一愣，站起来请示。毛主席示意他坐下，慢慢说："大革命时代广东出了两个人物，一个叫彭湃，一个叫冯白驹。"
彭湃是谁——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，公认的革命烈士，地位极高。把冯白驹放在彭湃旁边，这不是随口一说。这是在给冯白驹重新定位：此人的历史地位应该和彭湃一个级别，而不是什么"反党分子"。
周恩来在旁边接了一句：冯白驹同志受到冲击，现在身患重病。
毛主席当场拍板：派专机接到北京治病。 然后转头对丁盛说：你们广东不是缺干部吗，冯白驹是一位可请出来起用的好干部。
一句话，三层意思。派专机，是表态；"好干部"，是给冯白驹重新定性，否定了此前"反党"的结论；"广东起用"，是政治安排，意味着让他回到自己的根基之地。
1972年初，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，冯白驹被接到北京治病。
那份迟到二十六年的通知
专机接来了，最好的医疗条件安排上了，但没能救回来。十几年的郁结、大半辈子的战伤，已经把身体掏空了。
1973年7月19日，冯白驹在北京病逝。九天后，中央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为他举行了追悼会，规格不低。但那份关键的平反文件，没有随着追悼会一起来。他走的时候，"反党"的帽子还在。冯白驹没能等到。等到的，是他的女儿冯尔超。
1983年春，还乍暖还寒。冯尔超接到广东省委通知，前往省委组织部，查阅关于父亲平反的中央文件。那份文件无法复印，也不能带走，她就一字一句抄下来。文件全称是《中共中央关于为冯白驹、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》，中央〔1983〕8号，落款日期是1983年2月9日。
内容写着："撤销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（扩大）《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、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》，撤销对冯白驹、古大存同志原处分的决定，恢复他们的名誉。冯白驹、古大存同志都是我党的老党员，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长期坚持武装斗争，对党对人民是有重要贡献的。"
冯尔超抄完，眼眶湿了。
这一天距父亲去世，整整十年。距蒙冤，已经二十六年。
这场冤案，不是冯白驹一个人的。维基百科陶铸词条所载的史料显示，全省受处分和受牵连的地方干部达两万多人，受批判的省委委员有十七人，七十七位省直部厅级和地市级地方干部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。这是广东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政治冤案之一，从发生到平反，整整走了三十年。
平反得以推动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经杨尚昆等人和广东有关人士持续努力，对整个"地方主义"案进行了系统复查，才有了1983年的那纸通知。
身后，邓小平为坐落在海口人民公园的冯白驹雕像题写了五个字："冯白驹将军。"
没有军衔，没有授衔，但有人拿起笔，把这个事实写下来了。这五个字，是体制对一位功勋人物，迟到的历史承认。
冯白驹这一生，是一个关于"本土性"的悖论。他之所以能让海南二十三年红旗不倒，恰恰是因为他深深扎根于那片土地，和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，对琼崖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。但建国之后，这种"本土性"反而成了他的政治原罪。革命年代你需要我扎根地方，建设年代你又嫌我"地方主义"。
他不是个案。同时代的东北抗联、山东的黎玉、东江的古大存，凡是在当地开创了革命根据地、与本土力量深度绑定的领导人，几乎都走过同一条路。
这条路的起点是荣耀，终点是冤案，出口是身后的平反。
而那张通知炒股配资查询，来的时候，人已经不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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